近日，北京、重庆、上海、浙江、河南等省市相继启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工作，并对生育相关假期进行调整。
其中，很多地区将原来的30天产假延长到了60天，这意味着加上法定的98天产假，孕妇可以享受158天的假期。这个针对老年人的假期，比如重庆和青海，分别可以达到178天和188天。在陕西，女性生育三个孩子后，总共可以享受350天的假期。
此外，很多以前没有育儿假的地区也提出要增加育儿假；江西还将男性哺乳假从15天增加到30天。
一时之间，相关话题冲上热搜，但争议接踵而至。
支持者认为，延长产假有利于女性产后恢复，有利于孩子的照顾和养育，有利于女性和家庭的积极支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随着男性假期的增加，父亲有更多的时间直接参与育儿。
提问者认为，延长女性产假会对她们的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还会导致企业的高就业成本。超长产假实际上会如何落地还值得怀疑，受益群体可能非常有限。
生育意愿下降背后，是女性付出的种种代价
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爱很美味》中，疫情过后的第一天，春丽饰演的银行it员工刘晶就收到了裁员通知，理由是“因为别人结婚了，需要养家糊口，更何况如果你结婚了，将来想怀孕休产假，领导肯定会觉得麻烦”。
看到这一段，王把称为“突破”。今年上半年，她在一家在线教育公司工作了两年多，刚下岗，然后她又努力找了半年的工作。34岁，未婚，女。超过——名面试官反复强调这些标签的担忧，这让王一度陷入自我怀疑。
职场歧视所谓的育龄但尚未结婚生育的女性，早已是一个新话题。从面试到工作，再到未来的升职加薪，似乎女性天生的生理机能永远只能带来debuff(减益效应)。
“对于大厂来说，企业抗风险能力很强，但麻烦的是休产假的人要占用HC(名额)，没有办法补充人。团队其他成员只能分担她的任务，很麻烦；如果是小工厂，一个部门只有几个人，产假成本很高，可能根本负担不起，员工生孩子基本等于有风险，”曾在多家互联网公司人力资源部工作的周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到那时，在周宇的行业里，能够不招人就招人是一个半开放的潜规则。
独属于女性的“——职场女性”这个名词，总是在问一个男人从未问过的问题：“如何平衡生活和家庭？”
为了维持事业，有孩子的已婚女性往往比男性付出更多。某互联网平台员工吴静静，曾亲眼目睹公司一位女高管打破公司羊水；仅仅三天后，这位高管就恢复了正常工作。
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这个现实，女性结婚生子的意愿下降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城镇化、大规模城镇化和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在不断加强。
《中国统计年鉴2021》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创1978年以来新低。2020年，登记结婚总数为814.33万对。在连续七年下降后，这一数字达到了2003年以来的新低。
落地需要支持，利弊仍待评估
那么，问题来了，现在延长产假至少30天的做法，能不能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
在一线城市大银行工作的苏爽，见过身边很多同事休完产假复工，原来的客户都被其他同事接手了，插上一帮素质差的客户，跟白手起家没什么区别。而且他们的工资完全和业绩挂钩，每半年调整一次。休产假意味着他们回来后将面临极低的工资。
看到有多少同事被调走甚至辞职，苏爽对延长产假完全不敏感。“不想生孩子的人不会因为产假从4个月改为5个月就改变主意”。
初中老师田金华认为，每多休一天产假，就意味着她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成长。
对此，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口学会理事黄表示：“在中国，带薪产假的延长福利主要针对体制内就业人员，而体制外就业人员福利有限，但他们要承担延长假期带来的就业困难甚至被辞退等负面影响。”
同时，他表示，“每个单位可能存在具体的操作差异，这将加剧女性在假期的不平等”。
今年9月，《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草案）》在立法依据及理由对照表中提到“假期过长可能影响女性就业，不利于女性权益的长期维护和发展”。
根据黄的说法，休产假时间长的国家不一定生育率高。例如，芬兰和匈牙利的带薪产假超过160周，但在2019年，
的生育水平分别只有1.35和1.49，相反，同年以色列和墨西哥的生育水平分别达3.01和2.1，有薪假期却分别只有15周和12周。对于该措施的利与弊，黄匡时认为还需要更科学地进行评估。
梁建章则认为，考虑到我国的产假比大部分低生育率国家还要低，延长生育假的确是提高生育意愿的方式之一，而且是短期见效比较快的措施。
“但带薪产假对雇佣单位来说的确是巨大的负担，如果延长产假成本完全转移给企业，延长生育假对生育率的利好就只是形式主义”，梁建章告诉记者，“具体落地的程度取决于各地的财政支持情况”。
因而就具体落地而言，黄匡时给出的建议是，一方面要加强对企业落实假期制度的督查，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企业落实假期的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等。
梁建章认为，延长生育假也可以结合弹性办公及在家办公来落地，提倡企业允许员工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尤其是孕期及哺乳期的女性。
走出低生育率陷阱，需要组合拳
在王广州看来，面对当前已经形成的中国低生育率陷阱运行机制，单纯的生育政策改变已经不足以应对，需要不断采取积极促进生育水平回升的重要手段，引导人口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鼓励生育是一项综合工程，延长生育假只是措施之一，很多社会政策的改革，包括教育和房地产政策改革，对多孩家庭发放现金、减免税收、提供买房补贴”，梁建章告诉记者。
同时，黄匡时认为，经济压力有可能导致父亲进一步退出孩子的养育，因而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可以让男性参与到直接接触式育儿中来。
而这些是可以从发达国家营造生育友好环境的经验中借鉴的。“比如瑞典和丹麦，用于家庭福利的财政支出，占到了GDP的3%~4%”，梁建章介绍。
黄匡时还指出，发达国家对3岁以下婴幼儿的托育服务政策亦值得引起重视。
一项发表在《社会》杂志上的研究指出，具有去家庭化性质的托幼服务对欧洲家庭生育决策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同样性质的现金补贴并未产生预期的作用。而中国目前的托幼服务显然主要仍由家庭自行承担，从这一点入手或许能影响生育意愿。
除此之外，梁建章着重强调了平权对提升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一方面，要从观念入手，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婚姻分工思维，并摒除对非婚生育的歧视，从而让中国女性有更多资源和途径，自由地选择什么时候生，用什么方式生；另一方面，从经济和法律上推动平权，包括提倡姓氏平权、保障女性的财产继承权、保障非婚生子女享有同样的福利和待遇。”
以产假为例，梁建章提到，中国有些男性为了逃避家务，有产假也不休，而有些国家会强制男性休产假。“对父母双方实行同等产假，是另一种可能降低职场性别歧视并保证生育家庭福利的措施，还能推动社会形成共识：男性要积极参与抚养孩子及其他家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