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道红线”出台之后，房企有息债务规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但并未被纳入监管的商票规模却出现大幅增长。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国内TOP50房企应付票据规模超过4000亿元，同比增加33.8%。
作为一种融资手段，房企利用商票来支付上游供应商工程款项，形成“隐秘的”融资链条。但由于房企偿债压力较大，商票违约事件频发，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以来，至少有6家房企被曝出过商票违约。
房企商票兑付难
2020年8月底，监管层提出了“三道红线”，用来限制房企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彼时，行业内多家房企处于“橙档”和“红档”状态，融资面临一定限制。在此背景之下，房企一方面开始着手降负债，另一方面开始寻找新的融资途径。
房地产行业作为资金密集型产业，融资是重要环节。受制于“三道红线”，房企将融资视角转向商票。商业票据是由企业或者金融公司开出的一种无担保短期票据，主要是用来筹集资金。
一般来说，商票不可以向银行贴现，可靠程度完全依赖于发行企业的信用程度，是一种信用性票据。商票不被计入有息负债，因此发行规模出现了“井喷”。安信证券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国内TOP50房企应付票据规模为4013.5亿元，同比大幅增加33.8%。
而据《华夏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21年以来，至少已经有6家房企被曝出商票兑付出现违约，其中不乏TOP10房企。安信证券发布的数据同样显示，截至2020年底，有房企商票余额超过2000亿元，规模占据了TOP50房企的50%。
一家房企上游供应商的相关负责人对《华夏时报》记者说：“此前和某家房企进行合作，部分款项用商票支付。原本商票应该在今年上半年到期，但那家房企表示可以支付利息，只是希望我们这边能够再持有一些他们的商票。”
这位负责人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公司当即决定立刻兑付商票，并未答应上述房企的要求。不久之后，这家房企被爆出商票兑付出现违约，至今仍在和投资者进行协商。
隐秘的“融资”
商票设立之初的确是为了拓展企业的融资渠道，缓解资金压力，同时可以不增加金融类的负债。对比债券、信托、银行贷款来看，商票依靠企业自身信用进行背书，也绕开了公开债券市场，不受“三道红线”监管。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房企用商票的形式来支付供应商的货款、工程款，以此来变相融资。
实际上，除了直接用商票进行融资之外，房企用商票支付工程款项，拉长应付票据的付款年限，已经成为了一种类似融资的操作。在一些建设公司内，房企应付票据的付款年限甚至可以拉长到近1年。
房地产行业上游供应商三棵树日前在公告中表示，因为个别大型地产商资金周转困难，截至2021年一季度，公司应收票据逾期金额超过5000万元。这也在侧面映射出房企利用商票来支付工程款项缓解资金压力已经成为了普遍操作。
2020年，房企上游供应商的应收票据余额普遍出现了大幅增长，违约的商票规模也有增加。除了三棵树之外，家居企业龙头江山欧派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公司工程渠道商业承兑汇票余额在9亿元以内，应收票据计提坏账准备比例从此前的5%提升至了6.03%。
或将被纳入监管
2021年6月底，有媒体报道称，央行已经将“三道红线”试点房企的商票数据同步纳入了监管范围，要求试点房企需要每个月上报商票数据。一位房企内部人士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目前并未接到消息，可能仅仅是在少数房企中试行，未来有可能会被纳入监管。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在近两年的房地产领域，商票被认为是“傲慢的欠条”。大房企凭借着甲方实力随意使用此类票据来支付工程款，部分供应商无奈接受。商票本身是一种隐蔽的融资手段，和传统负债有所不同，房企利用商票延迟各类资金的支付，降低企业资金压力。
如果将商票纳入“三道红线”监管中，严跃进猜测，大概率会针对商票的发行规模和兑付情况进行监管。同时，部分房企后续发行商票的成本、贴现率或将会出现增加。
目前，房企融资、偿债两方面均面临压力。贝壳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1-7月份，房企境内外融资累计约为6428亿元，同比下降了13%，累计增速达到了2018年以来的低点。
其中，境外融资发债的规模约为2033亿元，同比下降了29%，境外融资规模占比跌至32%，创下了2017年以来的新低。近日，多只房企美元债也出现了大跌，投资者对于房企债券的信心似乎不足。贝壳研究院方面认为，目前，部分房地产企业境内外信用债发行受到了一定阻碍，持续低迷的境外债市没有明显的利好趋势，仍然将维持高不确定性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