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共同富裕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国家管理的方针和方向。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加大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的调整力度和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增加居民收入是共同富裕的基石。公开数据显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6年的23821元增加到2020年的32189元，突破3万元大关。扣除价格因素，2011-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2%，10年累计实际增长100.8%。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如期实现。
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收入差距和收入增长。
21世纪经济研究院选取了14个符合“GDP超万亿、常住人口超千万”条件的城市，梳理了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中国经济实力最强、人口集中度最高的城市，其居民收入构成有哪些特点？哪些城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小，共同富裕基础相对较好？
这14个“双百万”城市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天津、郑州、Xi、青岛、长沙。
需要指出的是，广州和武汉只分别披露了城镇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所以我们是以两地城镇化率为基础计算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可能与官方数据有些出入。此外，2004年深圳宝安、龙岗两区18个镇将全面取消建制，设立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这将使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没有农民的城市，因此居民收入不单独披露。
上北深广苏杭跨过6万元大关
2020年，上海是全国唯一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7万元的城市。北京距离7万大关只有一步之遥，深圳、广州、苏州、杭州都超过了6万元。
长沙是“五万档”中唯一的玩家。青岛、武汉、天津、成都在4-5万元之间，郑州、Xi、重庆在3-4万元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在14个城市中，2020年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武汉居民收入有所下降，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362元，比上年下降2.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057元，下降2.9%。但今年武汉居民收入在加速增长，前三季度达到40559元，已超过同期青岛水平。
重庆的居民收入在14个城市中排名最低，只有杭州的一半左右，低于同期全国32189元的水平。
总的来说，除了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其他城市的居民收入与GDP排名并不重合，甚至有些相差甚远。
事实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往往更为密切。前者反映一个地区的人均产出创造水平，后者衡量居民的财富收入。一般来说，人均GDP越高，产业附加值越高，从事这些产业的人收入水平越高。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对于头部城市来说，增加居民收入最重要的途径是通过不断的产业升级创造大量的高质量就业岗位，从而形成吸引人才、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以长沙、青岛为例。虽然2020年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分别为29373元和28082元，算不上突出，但净营业收入分别高达8277元和8816元，约为同期北京812元的10倍，也明显高于公布这一数据的苏州、成都、Xi安等地。
2020年，受疫情影响，居民外出就餐、服务消费减少，部分地方营业净收入呈现负增长，但长沙、青岛地区营业净收入保持正增长。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地方政府要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藏富于民，在当前形势下，做好疫情防控，是保障居民增收的有力保障。
城市化水平是影响居民收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与Xi、重庆相比，Xi市城镇居民收入较高，重庆市农村居民收入较高。但由于Xi安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较高，2020年将达到79.2%，比同期重庆高近10个百分点，这也使得Xi安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庆高近5000元。
直观来看，提高城镇化水平，让更多的人在城镇工作创业，可以有效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对于重庆来说，城市化还有很大的空间。重庆“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力争达到73%。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既是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基本前提，也是在新的双循环发展格局下，随着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不断增加，以及消费的进一步扩大，中国市场将不断扩大，这是形成国内大循环的基础。
长沙
郑州、杭州城乡收入倍差小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愈发受到关注。
有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多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影响，造成收入分配的城乡不平等，导致庞大的低收入阶层聚集在农村，这将是未来推进共同富裕一系列措施的关键着力点，也是最大的困难点。
在“双万”城市中，杭州的农村居民收入最高，达到38700元。今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回复“为什么要选取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问题时就指出，浙江一是富裕程度较高，二是发展均衡性较好，三是改革创新意识较为浓烈，同时，浙江在市场经济、现代法治、富民惠民、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也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
这很大程度得益于浙江发达的县域经济、乡镇经济，而这些特征也同样适用于杭州，尤其是近些年新经济业态、电子商务的东风，进一步催生了大量的个体从业者及商贸型企业，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进一步提升。杭州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9年，城镇常住居民的经营净收入为5849元，农村常住居民则达到了9067元。
今年10月，杭州专门发布《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行动计划（2021-2025年）》，其中提出，到2025年，杭州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7万元。
如果从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来看，杭州并非表现最优，长沙和郑州的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分别为1.67和1.73，其次才是杭州的1.77。其中，长沙尽管居民整体收入排在第7，但农村居民收入排名升至第4，与上海不相上下，超过了广州、北京等地。
长沙统计局曾在不同的分析文章中指出，工业园区落户农村，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家庭经营二、三产业的发展；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为发展都市农业提供了便利；城乡统筹走在全国前列，城乡基础设施加快对接，公共服务一体化成效显著，城乡居民养老、医保统筹一体化和大病保险全覆盖等。
去年，长沙发布《发展壮大新型村级集体经济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据长沙本地媒体今年3月报道，全市集体经济组织实现应建尽建，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已进行股改和股权量化，收入在20万元以下的521个“薄弱村”中已有416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完成提标任务。
相比之下，郑州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小或许并不值得过度推崇，这很大程度是因为郑州城镇居民的收入相对比较低，仅为42887元，在“双万”城市中仅高于重庆。对于郑州而言，未来仍需大力重视城镇、农村居民收入的同步提升。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要提升农村居民收入，一方面，需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同时也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创业就业。另一方面，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居民的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和城镇居民有着较大差距，在共同富裕的要求下，有必要加快深化农村改革，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要素，尤其是推进以土地为重点的改革向纵深推进，探索农民权益价值实现机制。最后，要注重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让农村居民也能够享受到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