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地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出生人口已进入“下降通道”。上半年宁波、常熟等城市跌幅超过10%。
在许多地方，上半年登记出生人数下降了20%以上。如安徽潜山今年上半年出生登记数为1687人，比去年下降22.54%。
“我真的以为上半年出生人口会下降，但是下降的快和疫情有关。”中国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学家黄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除了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疫情还导致经济压力增大，人际交往减少。此外，教育水平的提高提高了人们的婚育年龄，也降低了生育率。”
8月中旬，国家卫健委等17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从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性护理服务体系、强化住房、税收等支持措施、加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等多方面促进生育。
全国各地也在逐步实施一揽子生育促进政策。比如，据当地媒体报道，河北将在全国率先建设“三孩”优生指导门诊。今年11月，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将组织专家对各市“三孩”门诊建设进行评估验收。
上半年，许多地方的出生人数减少了。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2021年4季度民政统计分省数据》，2021年全国婚姻登记数据为763.6万，创1986年以来新低。
此外，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有210.7万婚姻登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2%。
“从结婚人数可以看出，结婚的人越来越少，生育率必然降低。”黄指出，“结婚率下降，育龄人口下降，疫情造成经济压力大，多种因素叠加，使得上半年出生人口整体不容乐观。”
事实确实如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了多个上半年发布出生数据的城市和地区，出生人口普遍下降10%左右，甚至更高。
8月11日发布的浙江省宁波市2022年户籍人口出生预测显示，上半年出生人口13252人，同比减少1588人，同比减少10.70%。
山东省德州市发布的2022年1-6月计划生育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出生人口15323人，出生率为2.55，死亡率为2.63，自然增长率为-0.08。去年同期，山东德州出生人数为16899人，同比下降9.33%。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2022年上半年市政府重点工作落实情况显示，截至统计年度6月，全市出生人口42473人，同比减少9691人。去年上半年阜阳出生人口下降18.58%。
常熟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登记出生1630人，流动人口出生1479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出生人口总数下降了13.78%。
在一些城市和地区，出生人口下降得更快。以巴中市巴州区为例。2021年，今年上半年出生2925人，出生率为3.72 。死亡1627人，死亡率2.07；自然增长率为1.66。到2022年上半年，该地区将有1737人出生，出生率为2.2。从出生人口来看，上半年同比降幅超过30%。
杨戈表示，需要消耗中央和地方财政的生育扶持政策还在推进，说明促进生育是当务之急。相关政策的目的是保持出生率的下降相对平缓。
“目前从农村来看，整体生育意愿比较高。但由于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很多年轻人流向城镇，农村老龄化程度高，所以对出生人口的整体贡献率不会太高。从城市来看，虽然部分城市年轻人比例较高，但由于经济压力较大，人们的生育意愿并不太高。其他城市，比如上海，老龄化程度已经很严重，出生人口也处于下降通道。”杨威说。
如何让“摇摆人群”愿意生育？
但在上半年出生率整体较低的情况下，部分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生活压力较小的二线城市，出生率实现了相对稳定。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询了贵阳市卫生局的数据。2022年7月，贵阳市出生常住人口25581人，出生率为4.73，自然增长率为2.26。一年前，2021年7月，贵阳常住人口25214人，出生率4.901，自然增长率2.601。
从数据来看，虽然贵阳市的出生率在下降，但是7月份出生人口总数并没有减少，这与贵阳市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外来人口持续流入有关。
此外，一个城市的生育率能否保持相对稳定，与城市中“摇摆人群”的生育意愿密切相关。
杨格指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3左右，生育政策希望将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4到1.5。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生育率会继续下降。
“事实上，如果人们对自己的收入和就业稳定性没有一个良好的预期，那么一些原本在生不生孩子问题上摇摆不定的群体，假设有人想生二胎但有点犹豫，一旦预期变坏，他们可能会放弃或推迟这个计划。”杨威说。
这意味着，在一些经济发展较好、生活压力相对较小的城市，生活在其中的“摇摆人群”更有可能选择生育，从而稳定城市的生育率。
但杨格指出，目前大城市生活压力较大，抚养孩子的成本较高，提高这些群体的生育率难度很大。小城市虽然生活节奏较慢，但整体人口在外流，人口结构老龄化严重。所以从城市的角度来说，提高生育率并不容易。
很多政策其实都是针对一些想生却不敢生的人，增加他们生孩子的“砝码”。
如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和引导，提出实施公共托幼服务能力建设工程和普惠性托幼服务专项行动，带动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和社会投资。公办托儿所、幼儿园收费标准由地方政府制定，加强普惠性托儿所、幼儿园收费监管。
“国内调查显示，对婴幼儿的忽视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大概有1/3的家庭有托幼需求，但现实中我们的供给还是不足，尤其是普惠性服务的供给确实是短板。”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郝福清在8月17日举行的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除了全纳教育，社区也成为降低家庭和个人生育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议拓展社区托幼服务功能，完善婴幼儿护理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学校、社区、团体组织等。寒暑假开展托管服务。推进基层医疗机构儿童保健门诊(儿童保健门诊)标准化建设，提高儿童保健和基本医疗服务专业医生的人员配备水平
“相关政策有很多亮点，也参考了当地和其他国家的政策。比如，从欧洲的经验来看，三岁以下儿童比例高的国家，生育率会更高。国家也希望从这个方向入手，解决婴幼儿的家庭照顾问题，从而提升生育意愿。”杨伟说道。
黄指出，充分发挥社区在养育和关爱婴幼儿方面的作用，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事实上，社区并不缺乏人力资源。关键是要理顺相关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