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经济学院前任院长霍华德·戴维斯(Howard Davies)表示，金融市场参与者必须准备好考虑三层监管，这三层监管将更加仔细地审查其活动。在7月6日由交易技术提供商SunGard主持的伦敦城市日活动上，戴维斯(Davies)曾担任英国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管理局(FSA)的第一任主席，他指出，全球，欧洲和英国监管力度的加大意味着必须遵守规则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同时，他认为，国家监管机构目前拥有的许多权力转移到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等全球机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全球范围内，危机后金融监管结构的主要变化是由FSB取代了金融稳定论坛。由20国集团(G20)政治领导人响应金融危机而成立的FSB的法律基础很可能会正式确定为2011年第四季度在戛纳举行的G20峰会的一部分。目前，FSB的职责从评估世界金融体系中的漏洞到评估不同国家的监管质量以及监督新金融标准的建立，范围广泛。
戴维斯说：“ FSB作为全球监管系统的中枢神经中心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那些想寻找有关未来监管的线索的人，应该查看金融稳定委员会向峰会提交的定期报告。”
在全球层面下，市场参与者还必须面对在欧洲层面大幅增加监管投入的前景。戴维斯近年来将欧洲的监管基础设施状况称为“混乱的混乱局面”，他提出，现在正在解决由众多重叠的机构造成的混乱，每个机构职能相似，彼此之间没有明确的权限。
通过引入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和由欧洲银行管理局，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以及欧洲证券市场管理局(ESMA)组成的三方金融监管体系，简化了欧洲的监管结构。
这三个机构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单一的欧洲规则手册并对其进行监管。认识到这些新当局与现有国家监管机构的权力之间的欧洲监管核心矛盾，尽管德国等某些成员国反对增加欧洲层面的监管权力，但戴维斯建议市场参与者应习惯了欧洲监管机构在监管欧洲证券市场中发挥更大，规范性作用的想法。
他说：“这并不是到处都流行。” “但是，许多人从金融危机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需要更普遍的欧洲法规，而不是更少。因此，市场参与者应期望这些机构将越来越多地采取行动。欧洲正在朝着实现最大程度的统一迈进。”戴维斯指出，在危机过后，“介入”在政治上被视为有利，而“放任自流”的态度则相对不可信。
ESMA在欧洲有越来越大的权限来制定和执行整个地区的监管标准，但尚未获得必要的权力。该机构将根据MiFID II承担任务，以确保成员国之间更大程度的融合，并防止国家监管机构视其认为适当的情况来解释该指令的某些部分。它还将能够对国家市场施加规则，就好像它在危机时期是国家监管者一样。
根据2011年2月结束的有关MiFID II的欧洲委员会(EC)磋商会的反馈，MiFID II有望增强ESMA的权力，赋予监督欧洲统一磁带开发，技术标准制定的权威对于交易场所，减少了交易后报告的延迟，并对自动高频交易进行了更严格的规定。但是，由于立法建议的发布已从其最初计划的2011年第一季度发布推迟到欧洲的夏季休假之后，该过程目前仍处于延迟状态。
此外，欧共体正在引入《欧洲市场基础设施条例》，以提供有关中央清算和降低OTC衍生品风险，中央交易对手(CCP)要求，交易后的互操作性，报告义务以及贸易库要求的指南。这也属于ESMA的职权范围。
谈到英国，戴维斯建议，随着政府改革，监管复杂性的水平可能会进一步提高。2010年6月，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确认英国政府决定废除FSA及其之间的三方监管体系，即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理由是“监管体系完全无法确定“阻止”影响英国的金融危机。
FSA的职责将由负责监管金融服务公司行为的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和将负责系统监管的英格兰银行的子公司保诚监管局划分。金融公司。此外，英格兰银行内还成立了金融政策委员会(FPC)，以监督宏观审慎监管。
但是，戴维斯(Davies)批评财政部无视对危机的普遍分析-英国的三方体系过于复杂，无法有效应对监管金融体系的挑战-并质疑如何用五部分体系取代该体系会导致效率的提高。
他说：“这创建了一个比以前更加复杂和混乱的系统。” “这些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变得非常复杂，这将如何实现还有待观察。”
英国政府于2011年6月16日发布了一份白皮书，详细介绍了监管机构的职责和结构以及一份咨询文件，这将进一步指导立法的制定。它还起草了一项法案草案，对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进行了许多修改，以进行立法前的审查。法案草案必须通过议会才能成为法律;政府已表示将就文件中列出的许多问题进行自己的磋商。咨询期于2011年9月8日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