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沈明高：EM滞、DM胀
沈明高为广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呈不平衡态势。中国经济于去年率先复苏，而G20国家的增长呈显著分化趋势。OECD预估，G20国家中，有9个国家的人均GDP将于今年年底之前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有6个国家则需要等到明年，还有5个国家则要到2023年下半年之后才有可能恢复，最晚的阿根廷甚至可能要等到2026年（图1）。
不平衡复苏的实质是不平衡增长，即使是后疫情时期，不平衡增长很可能会加剧，直至形成新的平衡。全球不平衡增长由来已久，部分是全球化分工的结果，表现为发达国家消费、新兴市场生产，或发达国家高额贸易逆差、新兴市场高额顺差。新冠疫情、包括中美贸易摩擦在内的地缘政治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因素，使得不平衡增长逼近“均值回归”的临界点，在这一阶段，全球很可能将经历一个较长的低增长时期，从不平衡增长到新的平衡增长，将是一个痛苦的调整过程。
未来全球增长再平衡，取决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力量的崛起。在过去40年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格局的演进。传统增长格局下，发达国家生产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不发达国家生产劳动力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双方通过国际贸易实现“双赢”或“互补式”增长。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壮大，中间力量崛起，原有格局被打破。
一是原有的贸易格局被打破，贸易替代使得中间力量对发达国家保持持续的外贸顺差，内需增长和产业转移又将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
二是科技竞争趋于激烈，发达国家高附加值产品的议价能力受到挑战；
三是美元计价的贸易规模萎缩，催生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在这之前，国际货币只可能出现在高收入国家。
全球再平衡的过程，很可能是一个“EM滞、GM胀”的过程，而且持续时间不会太短。短期而言，在全球不平衡增长得到矫正前，仍有进一步恶化之势。受经济放慢的压力，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但发达国家继续刺激消费需求，新兴市场则更偏重刺激投资需求，出现了过剩的流动性与过剩产能并存的局面，结果反而是增长更加不平衡，叠加地缘政治驱动的去全球化，发达国家通胀压力上升。下一步，除非新兴市场的消费需求能够改善，发达国家的流动性能够转化为投资需求，即形成发达国家投资、新兴市场消费的增量新格局。否则，当发达国家去化流动性，新兴市场就不得不去化产能，在去化政策落地的过程中，发达国家胀的风险相对较大，新兴市场则应更担心滞的可能。
除了货币政策的指挥棒之外，全球经济与市场的大趋势仍未明朗，经济变局仍处在早期阶段。在今年下半年及未来更长的时间里，随着中间力量的进一步崛起，一些新的趋势将显现出来。
一是美国投资、中国消费是方向，但也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这不是双方制度的优势之所在，在这个过程中低增长与结构性投资机会并存。
二是贸易结构将发生改变，进口替代、出口升级的结果，是中国对发达国家继续保持顺差，对新兴市场逐步形成逆差且规模将持续扩大。
三是中国需求将成为决定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的一股新生力量。
四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的条件逐步成熟。
一、增长变局
从产业链角度看，发达国家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新兴市场提供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是国际分工的自然选择。发达国家具有人才、技术和资本上的比较优势，专门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并向新兴市场输出资本，而新兴市场具有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可以满足发达国家对低端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均从跨国贸易和投资中受益，实现了“双赢”与“互补式”增长。
过去40年间，上述传统经济格局被大大强化，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挑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全球经济主要分为两大类，即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参考世界银行的分类，1980年，全球有13.1亿人生活在高收入国家（当年人均GDP为8038美元）、5.1亿人在中高收入国家（人均GDP为1767美元）、26.2亿人在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为344美元），人口分布“中间小两头大”的特征十分明显（图2）。到了2019年，全球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大幅提升至4.5万美元左右，而人口总规模却下降至11.9亿人，中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增加到接近9400美元，但人口则暴增至26.1亿人，较1980年增加了5倍以上，低收入国家人均GDP接近2100美元，人口也增至38.8亿人。至此，传统“两极化”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中高收入国家人口占全球的比重，从1980年的11.5%，大幅提升到了2019年的34%。
随着中间力量的崛起，全球两大阵营的分工稳态，正逐步被打破，其中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是引发全球增长变局的重要原因。1980年，中国人均GDP仅为306美元，是名副其实的低收入国家，而到2019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门槛线还差4000美元左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口占全球中高收入国家人口的比重接近55%，超过目前高收入国家的全部人口。可以说，中国的崛起，大幅提升了全球增长的中间力量，是塑造世界经济新格局的重要力量之一。
一是原有的贸易格局被打破，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下降。首先，由于中国的崛起，日韩等发达国家经济体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占比大幅度下降。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韩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占比高达90%以上，目前仅为50%左右，日本的情况也类似（图3）。其次，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占比也有明显下降，出口占比从1978年的94%左右，下降到目前的80%左右。
贸易替代使得中间力量对发达国家保持持续的外贸顺差，未来内需增长和产业转移将使我国对更多发展中国家保持贸易逆差。近年来，我国与G20中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2020年达到3683亿美元的峰值水平，较2008年增加了40%以上；同时，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贸易保持基本平衡（图4）。从地域角度看，我国与东南亚国家曾长期保持外贸逆差，只是自2012年之后转为顺差，去年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外贸顺差高达839.6亿美元，仅与马来西亚、老挝和文莱保持一定的逆差。未来随着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从东南亚国家进口很可能大幅增加，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有可能再次逆转，由目前的顺差转为逆差。
二是科技竞争趋于激烈，发达国家高附加值产品的议价能力受到挑战，既有的全球化双赢格局难以持续。历史上，新兴经济体工业增加值总量的上升，并没有以发达国家工业增加值总量的放慢为代价。2000年到2008年，G20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增加值总额从1.3万亿美元增加到了4万亿，同期G20发达国家的总额从5.3万亿提高到7.9万亿（图5）。然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2008-2020年间，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增加值总额进一步上升到了6.7万亿，但发达国家的总额基本持平，也就是说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增加值差距快速收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没有带来发达国家高附加值工业的同步发展，后者所占市场份额面临前者的挑战。
三是美元计价的贸易规模萎缩，催生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在这之前，国际货币只可能出现在高收入国家。首先，去年四季度，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其占各国央行储备的比重已降至59%，为25年来最低水平。其次，从支付货币的角度看，去年年底，美元的市场份额已经低于欧元，为2013年下半年以来首次（图6）。
作为新兴市场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还刚刚开始。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按交易额计算，人民币仅占全球市场的1.66%，列世界第六大货币。与此同时，港币紧随人民币之后列第七大货币，人民币与港币的市场份额之和为3%，可视为第五大货币。作为新兴市场货币，人民币很有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内超过英镑和日元，跻身世界前三大货币的行列。
二、总需求“双缺口”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进出口相互抵消，总需求就是投资加消费。过去50年全球总需求的结构性变化，主要源于新兴市场需求结构的调整。新兴市场消费、投资占比的调整，催生了全球总需求“双缺口”。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发达国家消费占GDP比重长期维持在70%以上，且相对稳定，而新兴市场消费占比虽曾有过提升，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下行，2020年已降至62.4%，较1998年的峰值低12.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新兴市场投资占比呈先降后升的局面（图7）。在这样的传统增长格局下，逐步形成了发达国家消费长期多于投资，也就是求过于供，而新兴市场投资重要性大于消费，也就是供过于求。前者迫使发达国家通过进口贸易弥补国内供给，继而产生外贸逆差，后者则为新兴市场富余产能打开销路，带来外贸顺差，由此产生了总需求“双缺口”。
进一步的分析还可发现，“双缺口”的形成主要源自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如果光看不包括中美两国的G20，总需求“双缺口”就消失了（图8）。所以，“发达国家消费，新兴市场生产”，实际上可以简化为“美国消费，中国生产”。
近年来，总需求“双缺口”不降反升，使得全球增长愈发不平衡。本轮于变局之中的复苏仍然走的是传统修复路线，是复苏不平衡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其一，消费仍然靠发达国家。2020年以来的调整与复苏，基本上仍以发达国家的消费增长为主，或者至少新兴市场的消费复苏仍然没有跑赢发达经济体（图9）。相对而言，发达国家的投资复苏略快于新兴经济体，但仍慢于我国。从2021年的数据来看，新兴市场经济消费复苏的后劲不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5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25.7%和15.4%，过去两年年均增速分别为4.3%和4.2%，而疫情之前的2019年，两者增速分别为8%和5.4%，相对而言，疫情对消费的影响大于投资。
其二，出口仍是新兴市场复苏的主推手。过去20年，随着中国加入WTO，新兴市场货物与服务外贸顺差曾明显走阔，2000-2008年间，G20新兴市场货物与服务外贸顺差合计从不足1000亿美元大幅扩大至5400亿美元以上，而同期发达国家的外贸逆差，也从2200亿美元左右，升至接近6000亿美元（图10）。到2018年末，发达国家贸易逆差持续收窄，甚至从2015年起转为顺差，相应地，新兴市场的外贸顺差也降至2400亿美元以下，较2008年高位近乎腰斩。两者走势高度负相关，其背后的逻辑是发达国家进口拉动了新兴市场出口与经济增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后，发达国家总需求长期不振，制约了新兴市场出口增长。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复苏差为新兴市场外贸顺差带来一波新高潮，2020年总额达到5600亿美元以上，超过之前的历史峰值水平。然而，全球总需求不足的难题仍未获得根本性解决，新兴市场出口仍面临增长放缓风险。更为重要的是，受疫情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外贸顺差减少的幅度，均超过美国外贸逆差增加的规模，可见新兴经济体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分化。
总结而言，即使受疫情冲击，中美脱钩还没有明显发生。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变化是预测中国通货膨胀的一个可靠领先指标，美国国债收益率的短周期峰值过后，紧跟着的是中国CPI的峰值；1978年以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短周期峰值平均领先我国CPI峰值约17个月（图11）。
建立在全球不平衡增长框架基础上的后疫情经济复苏，不平衡是常态。除全球疫情防治效果和疫苗接种速度等非经济因素之外，背后的核心原因还包括发达国家总需求复苏乏力，以及中高收入国家的中间力量在上升，但增长自驱力尚未形成。
三、增量结构调整
可以预料的是，全球增长再平衡，就是压降总需求“双缺口”的过程，需要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特别是中美两大经济体某种程度的脱钩。
从较长的时间来看，美国投资、中国消费是一个增量结构调整的概念，将决定全球复苏的方向。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或者由发达国家（美国）、或者由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领导全球需求增量结构转型。发达国家主动从“消费驱动”向“国内再投资”转型，以消化过剩流动性，提高实体经济回报率。同时，新兴市场从“投资驱动”向“提升消费”再平衡，化解过剩产能。在这个过程中，谁主动谁就掌握话语权，并且一方的主动转型可以推动另一方的被动转型。
事实上，美国经济也在尝试转型，以投资带动经济复苏和增长。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就向美国国会提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计划未来10年内利用2000亿美元联邦资金撬动1.5万亿美元的地方政府和社会投资，改造美国年久失修的公路、铁路、机场以及水利等基础设施。拜登政府上台后不久，即于今年3月提出了总额2.25万亿美元的“美国就业计划（The American Jobs Plan）”，以增加对传统基础设施的投资，并覆盖研发、教育、保障性住房、中小企业振兴等诸多领域。其中，对交通、电力、饮水等传统基础设施的投入将超过8300亿美元，占计划投资额的37%。计划分八年执行，是1930年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新基建投资方案。
2020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按照新华网2020年9月5日的解读，在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时，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增强，因而必须“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从经济增量的角度看，中美在投资与消费领域的身份，将会发生转换。有两大趋势值得关注：
第一，考虑到规模因素，中国消费增量效果或好于美国投资。我国人口是美国的4.3倍，具备人均基数低、总量基数大的优势。2020年，按现汇计算，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美国的9.3%。支出法GDP中，2020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额已达5.6万亿美元，是美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1.5倍（图12）。这两点结合起来，中国消费起点低，有较大的上升潜力，结合人口因素，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较美国投资更大。即使从年度基建投资总规模看，去年中国已是美国的4倍，中国投资增速的放慢，需要更多美国投资才能弥补（图13）。
第二，从投资产出效率来看，美国空间大于我国。经过很长时间的积累，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当前美国人均资本存量超过6万美元，远高于我国的1.7万美元。然而，从单位资本存量产出的GDP而言，美国相对稳定，我国则先高后低（图14）。据测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单位资本存量的产出系数接近1，到2004年前后与美国相当，2020年则进一步下降到0.34，仅为同期美国的55.7%。中美资本形成的GDP产出差异，既说明中美转型的必要，也说明我国投资效率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相对而言，我国在增量调整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需要指出的是，中美增长增量结构的调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其一，这不是双方制度的优势所在，集中决策有利于投资，但鼓励消费需要多元化的政策。其二，这需要对现有收入分配结构进行调整，其核心是政府与非政府之间收入分配、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收入分配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改革。
四、滞与胀
在增量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之前，发达国家央行能否下决心去化过剩的流动性，决定了未来全球增长的基本格局。采用这个办法，意味着收紧银根，提高利率，挤压资产价格泡沫，消费复苏步伐放慢，容忍低增长。在发达国家去流动性的同时，新兴市场则会被动地去产能，这同样会导致经济放慢，并有可能引发资金外流、失业飙升甚至经济衰退的风险。
过去的经验显示，主动去化过剩流动性的可能性非常小，更大的可能是通胀倒逼推动的被动去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曾经采用过这个办法，从量宽政策退出着手，推动后危机时期的经济正常化。但是，发达国家中仅有美联储曾9次加息，且在新冠疫情初期就抹去加息的幅度，政策利率重归于零，而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自2008年以来，就没加过息（图15）。
尽管没有成功先例，并不意味着将来流动性去化一定会失败，但主要国家央行已经学到了经验教训，即让通胀“飞“一会儿。今年6月，美国CPI同比升至5.4%，创2008年以来新高。然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虽承认现在通胀已显著高于2%的水平，但他依然预期，通胀可能会在未来6个月之内回落。
然而，到目前为止，美国通胀的上升与过度宽松的流动性条件密切相关。全球宽松的流动性条件和通胀预期也是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快速持续上涨的主要原因。以WTI原油价格为例，从今年初的52美元左右一桶，增加到了目前的73美元左右，涨幅高达40%。这背后，有经济基本面以外的因素在推动。去年，极端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黄金价格暴涨，到去年4月，金油价格比达到历史峰值水平。以往经验显示，国际金价走势通常领先美国CPI同比变化约一年左右（图16）。可以说，金价上涨代表了通胀预期，而金油价格高度分化后，紧跟着的就是油价上涨所驱动的金油比收敛。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发展，再次印证了这一历史经验的可预测性和准确性。
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反应滞后，会使通胀治理更加困难。过去20年的经验显示，美国的通胀反弹多不可持续（图17）。因此，只有被证明是较高且持续的通胀才可能倒逼发达国家央行去化流动性，而且更大的可能是，这些央行的行动很可能会滞后于通胀，且行动拖泥带水的可能性很大。事实上，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复苏力度不足的担心是对的，但这不能反过来证明他们对通胀的容忍是正确的，滞后的货币政策本身就是通胀超预期上升、持续时间更长的一个主要原因。
今年以来，随着疫后共振复苏趋弱，“新兴市场（EM）滞、发达国家（DM）涨”的局面已经初步呈现；换句话说，发达国家更应该担心高通胀，而新兴市场更应该担心低增长，而且很可能会持续较长的时间。
从逻辑上来讲，发达国家的“胀”是全球经济放慢的结果，但对其治理则很可能成为新兴市场经济“滞”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发达国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其目的就是为了重启原本疲弱的经济增长，而全球增长的疲态早在去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就已经显现出来，这同样会表现为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的放慢。另一方面，即使美联储“鸽”声依旧，市场对主要国家央行的政策收紧已有较为充分的预期，唯一较为不确定的只是时间问题；对发达国家通胀的治理，会直接导致新兴市场的“滞”。
在全球不平衡增长中，尽管中美是主角，但主要新兴市场总体仍是投资驱动的增长。过去的经验显示，投资相对于消费的重要性与新兴市场经济的实际GDP增速变化正相关，这是新兴市场的一个普遍现象（图18）。发达国家去化流动性，新兴市场去化过剩产能，都有可能使得新兴市场经济的产能投资增长和GDP增长同步放慢。
如果发达国家集体进入加息周期，新兴市场被“薅羊毛”的风险将会上升。一方面，发达国家加息会吸引资金回流，并给新兴市场货币带来贬值压力。新兴市场央行会陷入两难境地：如果跟随加息，则本地复苏恐将受累，而如果放弃加息，则资本出逃将损害本币信誉。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加息还会通过汇率渠道抬升新兴市场国内通胀。从过去10年经验来看，新兴市场本币贬值与CPI正相关，特别是一个较弱的货币遇上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通胀，将诱发输入性通胀，对于本币剧烈贬值的阿根廷、土耳其等国而言尤其如此（图19）。
五、市场趋势
不平衡增长是全球化分工的结果，即使是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非经济因素的干扰，总需求“双缺口”依然存在甚至有所扩大。实现更加平衡且可持续的增长，或者需要发达国家去化流动性，或者需要新兴市场提振消费以消化过剩产能，而后者需要时间。因此，全球或进入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EM滞、DM胀”时期。
（一）较低增长、较低回报
未来几年全球将面临较低增长的挑战，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如此。两大变量值得考虑：一是发达国家多大程度上能够去化过剩流动性，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将过剩流动性转化为投资；二是新兴市场能否形成独立的、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消费实力。前者很大可能是通胀倒逼，而后者需要时间。由此形成的低增长压力，很可能会于今年下半年在新兴市场经济中首先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将保持较高的通货膨胀压力。从历史上看，通胀与美国利差呈负相关关系。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近来美国通胀压力上升，且短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而长债收益率下降（图20）。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并不复杂，即短期通胀压力较大，市场预期美联储短期加息的可能性增加，而这将同时压低未来通胀和经济增长速度，致使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换句话说，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相似，未来很可能会出现更多轮的利差倒挂，才能最终确认高通胀。发达国家央行货币政策的滞后性，增加了持续高通胀的风险。
低增长意味着低回报，我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有进一步下行的空间。相对于我国的高增长而言，我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普遍低于实际GDP增速，自2002年二季度至今，平均低5.3个百分点（图21）。相比较而言，美国同期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较实际GDP增速高1.3个百分点。未来如果经济增速继续放慢，我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有进一步走低的可能。同时，受低收益率影响，一些资产的价值将会被重估，重资产、高债务企业面临的违约风险将进一步上升。
（二）贸易重构：进口替代，出口升级
全球总需求不足和我国经济规模的快速上升，是推动我国贸易重构的主要原因。贸易机构变迁的主要方向，是从过去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进口高附加值产品逐步转化为未来更多地出口高附加值产品和进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即从过去出口低端制造业产品以支持进口高端制造业产品，逐步走向两者的平衡，这就是进口替代、出口升级。这样的贸易重构还在早期阶段，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贸易顺差自2015年见顶之后进入平台期，但与此同时，高附加值产品的外贸顺差也同样进入平台期，还没有突破的迹象（图22）。
随着“进口替代”与“出口升级”逐步成型，我国将来有可能出现“对发达国家顺差”与“对新兴市场逆差”长期并存的现象。一方面，我国产业转型与产品高端化需要时间，发达国家对我国中低端产品也有依赖性，故对发达国家的外贸顺差很可能长期维持；另一方面，我国内需扩张与产业升级对基础原材料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新兴市场具备相应的供给优势，因此我国自新兴市场进口额会逐步提升。
贸易结构的改变，将对行业发展、物流、制造业占比的稳定和产能投资扩张和区域经济增长都将带来重要的影响。从产品结构看，我国在电子、通讯、交通运输设备等高技术领域具有进口替代空间。2000-2017年间，我国仪器仪表、文办设备、通用及专用机械等产品的进口占增加值比重明显下降，而电子、通讯、交通运输设备的进口占比不降反升，表明这些产品仍存在较高的对外依赖，需要逐步实现技术路径的自主化与制造的国产化。在出口品方面，我国在电子、通讯设备、电气机械设备等高技术领域的出口将受益于国内创新和产业升级，具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三）大宗商品定价权上升
我国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与G20名义GDP增长高度正相关，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是全球增长的主要动力，因而也掌握了全球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图23）。我国经济在G20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78年的2.5%到2020年的20.2%，但我国名义GDP增速与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的直接相关性依然很低。
我国经济实力和规模的扩张，正改变全球大宗商品的需求格局。以主要经济体对能源、金属、农产品中主要品类的消费量为例（图24）：2000年，中国对原油、天然气的消费量低于日本，对精铜、原铝的消费介于日本和美国之间，对钢铁的消费量略超美国但低于欧盟，而对煤炭、谷物的消费则拔得头筹；到了2018年，中国不仅保持对煤炭、谷物的巨量消费，还大幅增加对钢铁、精铜及原铝等原材料的消费，这三项产品当年的国内消费量分别达8.4亿吨、12.5亿吨和33.3亿吨，是第二名（欧盟）的5倍、3.7倍和4.4倍。
未来，我国经济变动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力将不断上升。从流动性与通胀的角度看，我国狭义流动性松紧度（以M1占M2之比衡量）与全球商品价格指数变化的相关性越来越高（图25）。随着我国消费规模的提升，更多的交易需求将被催生，并刺激M1占比提升，由此驱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定价权的上升，将推动人民币更加广泛的使用、更多人民币计价的资产、金融中介和交易业务的发展以及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提升我国金融机构大类资产配置与财富管理的能力。
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是指大宗商品价格长时间处于其长期价格趋势线之上。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现象，历史上，一共有过4个超级周期，每个超级周期发生时，全球经济都处于一个重大的转型期，比如本世纪初开始的超级周期，与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的快速崛起有关。
如果大宗商品进入一轮新的超级周期，短期来看，很大可能是流动性超级周期或碳中和超级周期，或者说是其金融属性大于基本面属性。与以往的超级周期不同，流动性与“碳中和”都是政策驱动的，因而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即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越快，这些政策逆转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如果有超级周期，很可能与以往看到的不同，规模不及以往。这一判断的最大风险是，主要发达国家宽松的流动性政策不可逆或逆转难度很大，如果是这样，流动性驱动的超级周期来袭，只是时间问题。
就大宗商品价格而言，今年下半年会受到两个因素的牵制，发达国家的流动性和新兴市场的经济基本面，短期看，前者的重要性大于后者。除非我们相信发达国家的流动性退出能够顺利进行，否则，今年下半年大宗商品价格仍有振荡走高的可能，因而是一种货币现象。
从更长的时间来看，中国消费力量的崛起很可能是推动大宗商品进入新一轮超级周期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升具有反超级周期的特点，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创新与发展，较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革命性突破的阶段，是抑制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的因素。
随着我国对大宗商品定价影响力的增加，大宗商品价格的内生性增强，通胀治理的难度将会增大。由于我国经济规模的上升，目前我国经济对全球大宗商品，尤其是黑色金属与矿石等价格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大。但总体而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对我国而言，仍然是外生变量，仍然属输入性通胀的范围。我国可以通过以下措施稳定大宗商品价格：一是适当让人民币升值；二是适当收紧流动性；三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要素市场的效率；四是前瞻性考虑“碳中和”政策的落实。而大宗商品价格内生性增加后，治理大宗商品价格通胀，可能会以经济放慢为代价。
（四）人民币离岸市场逐步形成
以中国消费为核心的双循环新格局形成，将有助于推动中美利差走阔和人民币升值。在发达国家，国内消费增速相对于美国的增速差，基本决定了两国利差的走势。在欧洲，消费增速差在很大程度上领先利差走势。中美利差在现有水平上走阔，是我国经济竞争力相对提升的结果，既支持人民币进入升值通道，也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
人民币的长期升值趋势，结合与新兴市场的贸易逆差，将加快推动人民币区域化，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与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货币相比，目前人民币的场外交易规模并不大（图26）。我国基础回报率长期稳定，人民币资产将具备更强的国际吸引力。在贸易逆差支持下，新兴市场使用人民币交易的机会增多，为人民币从“区域化”向“国际化”纵深发展创造了条件。从美元国际化的经验来看，境外美元使用及美元债的发行，极大地提升了美元的国际地位，因此海外人民币交易场景的创设，与人民币债券的海外发行，将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的核心，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经之路。
六、风险提示
就本文分析而言，有两大风险因素值得关注。一是全球经济复苏明显超预期，并带动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复苏周期。如果全球疫苗落地速度加快，疫情很快得到有效控制，全球经济或普遍出现快于预期的复苏，使得发达国家央行可以提前大幅度收紧货币政策，通胀担忧明显缓解。二是下半年通胀下行，甚至出现意料之外的回落。这可能与后疫情时期全球供应链修复加快、供需矛盾明显缓解有关，也可能是经济偏冷导致的，这或迫使主要国家央行推出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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