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表示，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考量上将“以我为主”，增强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在结构性货币政策方面，将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政策支持。
看到潘副行长这番话，我相信一定会引发不少业界以及广大读者朋友的思索，尤其会对货币政策考量将“以我为主”产生更多、更广泛的联想。是的，潘副行长这番话可不是随便说出来的，他是央行官员，所说的每一句话既要显现维护央行货币政策权威的能力与水平，又要释放出央行未来货币政策动态与走向。所以，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表达出来的，也是非常严谨的。
事实上，自新一轮美联储近乎零利率的宽松美元货币政策引发全球货币泛滥之时，中国央行并不为之所动，保持自身的定力，“以我为主”，没有随大流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依然坚守稳健货币政策的底线与基调，不搞“大水漫灌”，而是采取多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科学搭配地向市场释放“细水长流”，保持了市场货币供给的合理充裕，既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又维护了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更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称赞，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央行的国际影响力，为人民币更好地走出去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时潘副行长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央行在货币政策考量上将“以我为主”，实质是对之前中国央行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肯定，更是对未来中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整确定了一个明确的方向：那就是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自己说了算，中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整与变化也应是中国央行说了算，不存在看其他国家央行的“眼色”行事，更不能为了某些国家的利益而委曲求全。这既显示了中国央行在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上的独立独行能力，更彰显了中国央行货币政策不受外力干扰的坚定决心与魄力！
那么，具体来看，潘副行长提出的中国央行货币政策考量将“以我为主”蕴涵多层深刻金融含义：
应从中国金融现实出发，摆脱逐大流的低级货币政策操作状态。就是说，中国央行未来制订或实施货币政策，无论是正常情况下还是特殊历史时期，都会保持从中国金融现实出发的足够定力，不能无视或不顾中国的实际金融情况而一味迎合国际金融潮流，更不会为了迎合某些国家的金融需求动机而刻意仰人鼻息去改变自己的货币政策，中国金融发展现状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永远是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制订与实施的牢固基础和可靠依据。显然，只有“以我为主”，才能始终保持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消除一切不利因素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干扰或产生各种负面诱导，也才能使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始终运行在健康可持续轨道上，永远获得中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同时，只有“以我为主”，才能使央行货币政策始终保持稳定性、连续性，不断提高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水平与能力，使中国央行货币政策能够有效突破各种固有思维模式的限制或禁锢，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向，提高前瞻力和预测力，不致受到各种国际因素干扰而使货币政策出现较大波动，更不会因为国际因素干扰而使中国央行货币政策走弯路给中国金融事业带来不当损失。
应从中国实体经济出发，为终结“大水漫灌”提供新思维。中国央行未来制订货币政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依据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货币政策服务的是中国的实体经济，而不是国外的企业。由此，中国央行制订或实施货币政策，应紧紧围绕中国实体企业的发展现状，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做实体企业的忠实同伴，形成货币政策与实体企业共呼吸同患难的“命运共同体”，使中国央行更具亲近实体企业的感情与能力，也更具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换言之，如果中国央行制订货币政策不从中国经济现实出发，而是一味看到国际经济发展形势，把货币政策调整注意力放在全球其他企业发展上，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明显就会脱离实际，失去与实体企业的有机联系，不仅难以对实体企业培育有利的货币政策环境，甚至会使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偏向或失误而使大量实体企业受到伤害。这一点，中国央行一直做得相当到位，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之后，中国央行正是从中国实体企业的资金需求现实出发，坚守稳健基调，不搞“大水漫灌”，既保持了对实体企业合理资金需求的供给，又维护了稳定的货币环境，使中国企业自疫情以来成为全球恢复得最快的和最好的，这与中国央行“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向存在很大关系。由此，“以我为主”既是中国央行永远保持“中国本质”和体现“中国特色”的“宣言书”，也是中国央行未来货币政策的“方向盘”，更为未来中国央行制订货币政策提供了新思维。
应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出发，赋予更高效“跨周期”功能。当前，中央政府要求在制订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上都应注重“跨周期”功能，而央行作为宏观金融调控部门，货币政策尤为重要。这要求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制订不能只考虑一时一事之得失，更不能囿于眼前局部之利益，而是着眼于长远、立足于一项政策的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经济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就是说央行如果要制订或推动一项货币政策，使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适用性等功能实现高度有机融合统一，消除货币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内耗性或负面性，这样才能使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功能。而要做到这一切，“以我为主”是中国央行必须坚守的方向。因为只有坚守这个方向，中国央行才会培育出自身货币政策的坚强定力，不为任何金融风吹草动而改变货币政策走向；尤其能锤炼出中国央行在国内外金融风云变幻莫测之时“火眼金晴”的“识妖”能力，拨开经济金融运行中的种种迷雾，为中国国家经济战略的顺利推进营造有利的货币政策环境。显然，坚定“以我为主”能为中国央行制订“跨周期”货币政策提供更多的主动性、灵活性与创造性，使央行在中国推进的“十四五”规划、“十五五”规划以及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中发挥出更大的、更重要的金融调控功能。
应从我国货币结构出发，发挥出更好的宏观综合调控能力。“以我为主”实际还蕴涵了更深层的含义，那就是中国央行制订货币政策、尤其是实施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市场货币流通量的时候，应充分考虑市场货币流通的总量以及结构，应提高对市场货币流量与结构的把控能力，搞好市场调研，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强对市场货币流量的引导，使市场形成理性的货币需求量与储存量，使市场货币结构始终保持合理水平，实现货币流量的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节约化，为央行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奠定有利基础。目前，就我国而言，货币政策主要方向是将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政策支持。比如，发挥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的定向支持作用，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使用，用好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新增3000亿元支小再贷款额度。同时，我国当前也不存在很大的基础货币缺口，今年以来，中国央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投放基础货币，操作的前瞻性、有效性、精准性提高，保持了流动性合理充裕。由此，未来中国央行要想在货币政策制订上更能充分地发挥出货币政策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尤其是创造出更多的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空间，使货币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和谐统一，必须坚守“以我为主”这条定律。
对“以我为主”大加褒扬，并不是我国制订或实施货币政策就可以搞“闭关锁国”，而是只能把国际情况仅当参考，不能作为我国央行货币政策制订的决策依据。只有坚守“以我为主”，才能把握中国货币政策的方向、节奏、力度和精确性，中国金融业才欣欣向荣、基业常青，中国经济也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