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首笔中小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事宜终告落地。
继两个月前获银保监会批准同意后，深圳农商行定向发行股票也于日前获得证监会核准。在接连获得监管部门“绿灯”放行后，新加坡星展银行将以13%的持股比例，成为深圳农商行定增完成后的第一大股东。
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资深专家周昆平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境外战略投资者对促进中资银行的公司治理、引进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将起到很大作用。认购深圳农商行股份完成后，星展银行作为第一大股东，其在深圳农商行的战略制定、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参与度将会更深，话语权将更大，可以帮助深圳农商行更加明确战略定位以及战略管理。
星展银行揽入
深圳农商行近七成定增股份
最新信息显示，深圳农商行定向发行股票申请于日前获证监会核准。此次深圳农商行定向发行规模19.6亿股，按照每股发行价3.91元计算，拟募资总额约为76.64亿元。
根据深圳农商行提交的定向发行说明书（申报稿），该行此次拟发行的对象共有4家机构，其中3家为该行现有机构股东，分别为怀德股份、华强集团及润杨集团，另一家新增机构投资者即为新加坡星展银行。星展银行此次将出资52.86亿元认购13.52亿股，其一家认购股份数量就占此次深圳农商行定增全部股份的近七成。
此次定增前，深圳农商行无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该行各股东及其持股比例较为分散。截至2020年年末，怀德股份、华强集团及润杨集团分列该行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5.15%、5%、5%。若该行定向发行顺利完成，星展银行持股比例将高达13%，成为深圳农商行第一大股东。
2020年12月31日，星展银行及其他股份认购方与发行人签署《投资入股协议》。今年4月份，银保监会也已批复同意深圳农商行定增方案及新加坡星展银行股东资格。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贺炎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深圳农商行此次定向发行，将在增强该行资本实力的同时，通过引入国际化银行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引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
公开资料显示，星展银行前身为新加坡发展银行，2007年，该行成为首批在中国本土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之一。而作为一家深圳市本土农商行，深圳农商行成立于2005年12月份，为全国首批由副省级以上城市农村信用社改制组建的股份制农商银行。截至2020年年末，该行总资产5192.07亿元，较2019年年末增长23.03%；不良贷款率为1.13%，下降0.02个百分点。2020年该行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42.54亿元，同比下降11.26%。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证监会官网在上周五披露的对于深圳农商行定增的审核意见中，关注了收购方相关信息、有关部门批准程序、股东大会召开程序、优先认购安排等几大问题，深圳农商行也就上述问题进行了一一回复。
深圳农商行在审核意见回复中表示，星展银行认购股份的目的是战略投资、增进与本行的合作，并获得财务回报。未来12个月内，星展银行尚无对公司主要业务、管理层、组织结构等方面的调整、公司章程修改、资产处置或员工聘用等方面的计划。星展银行与公司在银行业务方面存在一定的业务重合，但星展银行本次认购公司股份不构成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深圳农商行同时表示，此次定增方案及对象符合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管精神。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权改造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要积极引导股权向法人股东集中，逐步形成以法人股东为主体，具有一定数量主业突出、治理良好、利益独立的主要股东的股东结构”，“单家机构一般应有3家至5家持股比例5%以上的股东”，“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增资扩股时，要以法人股东为主，积极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基于此，申请人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4家符合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要求的法人股东。
时隔十年
又见中小银行引入境外战投
深圳农商行此次定增获监管部门批复同意后，不但使得星展银行即将成为该行第一大股东，同时也是十年来商业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首个案例。
我国商业银行最近一次引入境外战投还是在十年前，2010年6月末，韩国韩亚银行斥资21.6亿元收购吉林银行12亿股股份，占该行总股本的18%。
“在当前形势下，深圳农商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获批，表明了我国继续秉持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态度”，周昆平表示，通过引入外资银行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我国商业银行增强资本实力、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并引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目前，境外战略投资者在我国商业银行中大多不是第一大股东，因此在公司治理、经营管理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本次星展银行通过认购股份成为深圳农商行第一大股东后，将更能体现星展银行的意图，可在深圳农商行的战略制定、公司治理、引入先进的管理和技术起到很大推动作用。此外，星展银行近些年在金融科技方面取得很大成绩，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借鉴，深圳农商行在金融科技方面有望得到星展银行的大力支持。
贺炎林认为，让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和产业投资者进入深圳农商行，能带动企业管理理念、运营机制、企业文化的深刻转变，将为企业科学治理、高效决策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