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选择升学志愿也有‘热门’与‘冷门’之分。‘热门’是指所谓‘个人出路’大的，如工程等；‘冷门’是指‘个人出路’小的，如师范、文法、地质等，而且觉得功课好的应读‘热门’，功课差的应读‘冷门’……”
自1952年新中国首次高考启幕以来，如何选专业填报志愿，至今仍是热点话题。时光回溯至1953年5月26日，这是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大一学生殷鸿福在《中国青年报》上写下的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说法”。
填报志愿时，许多同龄人不理解，从小在江南水乡长大、高考成绩优异的殷鸿福，明明可以读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的电机、工程等“热门”专业，却执意选择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地质学院，学习矿产勘探。
从一个没爬过高山、没蹚过远路、“跑两步就喘”的文弱书生，到耄耋之年依然穿梭在高山峡谷，进行野外科考的地质学家；从北京地质学院的首届新生，成长为攻克地质古生物学“卡脖子”难题的中科院院士，殷鸿福用70年时间，诠释了他的人生选择——“以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为祖国服务感到自豪和幸福”。
他从青年时代立下志向，用70年奋斗，为祖国地质事业在全球地质史上钉上了一颗“金钉子”，也把自己的人生打磨成了一颗金钉子。
回忆起18岁那年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正确选定志愿，使我学习得好》一文，而今88岁的殷鸿福感慨，“面对‘卡脖子’，当今时代尤为呼唤‘钉钉子’精神，锚定一个国家需求的方向，不断掘进”。
空一半的中国矿产分布图，让他决心填报“最苦的专业”
1952年，殷鸿福从上海育才中学毕业时，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清华交大，电机机械”。彼时，在大多数同学眼中，学习这些“热门”专业是实现个人抱负的不二选择。
殷鸿福在中学时期就是班里的“尖子生”，又担任班里的团支部委员。1952年8月，他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按当时的成绩，他可以“稳上”清华大学或交通大学的热门专业。
然而，年少的殷鸿福有自己的考量。
其时，新中国百废待兴，矿产资源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国内急需大量地质人才，投身矿产资源勘探。
以石油为例，还笼罩在西方学者“中国贫油论”阴云中的中国大地，甚至有“一滴血也未必能换来一滴油”的说法。
情势的急迫从一个经典电影镜头中可见一斑：20世纪50年代，王进喜作为工业战线代表到北京参加“群英会”，看到长安街上的公共汽车都因为缺油背上了煤气包，这个后来以“铁人”闻名的汉子，蹲在路边直掉泪。
1952年，国家对高校进行院系大调整，一批来自国内地质领域的顶级专家从当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名校走出，来到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建设起新中国最早的高等地质教育体系。
“为祖国找矿”的号召，在年轻的殷鸿福内心埋下了一颗种子。
高考填报志愿时，兄弟三人中平日里“最听话”的殷鸿福做出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决定——“越是苦的，越是国家需要的专业，我越要报”。
他把艰苦专业和个人兴趣做了结合——选中地质矿产与勘探专业，最终以超过当年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的成绩考入了彼时刚刚筹建的北京地质学院。
大学时代是人生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
1952年秋天的开学典礼上，时任地质部部长、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动情地讲道：“新中国办起了惊天动地的事业，航空学院是‘惊天’，地质学院是‘动地’，你们就是动地的勇士。”
而今回首那段如火的岁月，已是耄耋之年的殷鸿福满怀深情，“那是人生记忆中一段最美好的时光”。
彼时，虽然教学条件有限，但每位老师都很认真地上好每一堂课。
有一次，后来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老师杨遵仪在讲授一种名为“石燕”的化石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化石形态，索性一只脚搭在椅子上，双手舞动，模仿燕子展翅的动作，还打趣地说道：“看！这就是石燕的样子。”霎时间全场大笑。
此外，讲授地史学的王鸿祯教授和讲授矿物学的於崇文教授，都是著名的地质学家，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选中科院院士。当时，同学们并不知道这些老师的来历，只觉得他们的课堂生动有趣，十分硬核。
在当时班上的30名同学中，殷鸿福多数考试都在前三名。其中，大三上学期王鸿祯教授讲授的地质历史学课程逻辑尤为清晰，“很合胃口”，殷鸿福最终也取得了甲等的成绩。
由于新中国急缺矿产资源，系里安排的专业课程主要围绕“矿产”和“勘探”两个方向来设置，大多数课程与地质学和勘探工程有关。大二划分专业时，又分成了不同小方向，其中，煤田地质及勘探专业是“肉眼可见”的苦和脏。殷鸿福选择的正是这个专业。
除了课堂学习，“跑西山”也是地质学院师生的日常活动。每到星期天，殷鸿福便和同学们早早起床，背起地质包，装上地质锤、罗盘和放大镜，带着一天的口粮，徒步爬到20公里外的红庙岭和鹫峰，进行野外考察。
从学校到西山没有公交车，习惯了上海百米左右就有一个车站的殷鸿福，着实吃了不小的苦头。一来一回常常要步行四五个小时，脚都磨出了血泡，爬到半山腰便汗流浃背……
时至今日，每每想起大学时期“跑西山”的经历，殷鸿福依然认为，这是对自己身体素质和精神品格的宝贵磨炼。
“白云环绕着祁连山，深山里有无尽的矿产”
“白云环绕着祁连山，鲜花开放在青海的草原，草原上有肥壮的牛羊，深山里有无尽的矿产……”
国家向年轻的学子们发出号召，“去唤醒沉睡的高山，让它们献出无尽的宝藏”。校园广播里常常循环播放的这句充满豪迈诗意的呼唤，仿佛与一股理想主义的空气交织，回荡在每一个地质学子的心头。
据统计，仅1952至1966年的14年间，北京地质学院就有数以万计的本科生、研究生，怀揣着“火一般的热情”投身山原旷野，奋战在地质工作一线，被誉为“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
1955年8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从大西北传来——甘肃境内的祁连山发现了“镜铁山”矿，宣告着我国结束了“西北无铁矿”的历史。然而，铁矿被发现后，找到炼铁的燃料——煤，成为当务之急。
1956年5月，还未大学毕业的殷鸿福和班上的大多数同学一道，主动响应号召，暂时中断毕业论文的写作，调到西北地质局寻找煤矿。
殷鸿福被分派到“公婆泉”工作——这里位于新疆、甘肃和蒙古国交界的戈壁滩上，当时是一个大漠横亘、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由于缺少地理标识，又没有卫星定位技术，殷鸿福和队友们只能凭借一张纸质地图，判断自己在茫茫大漠中的大致位置，一不小心便会走出国界。
队员们以已经发掘的小煤矿为中心，找岩石、画路径，不断扩大搜寻范围。由于当时的地质填图(一种矿产勘探的基本工作方法，按照一定比例尺，将地质体和地质现象填绘在底图上，构成地质图——记者注)需要依靠计步器来测量距离，方圆几十公里的大漠，只能靠队员们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
直到如今，“白云环绕着祁连山”的旋律，依然深深镌刻在殷鸿福的脑海中，“搞地质的人，野外是第一实验室”成为他70年来始终坚守的信条。
1985年，为寻找确定地层年代的“金钉子”，50岁的殷鸿福带病攀登海拔4000多米的岷山，因体力不支摔倒在乱石中，造成膝盖骨粉碎性骨折。然而，仅经过一年多的医治和休养，他又重新奔波在地质科考的路上。
现在，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野外科考、野外生存依然是地质学专业新生的必修课。如何在野外生火、找吃的，是00后大学生们入学后必须掌握的第一项技能。
“野外考察那么苦，殷老师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学专业大四学生孙家淮，还记得4年前的新生第一课上，殷鸿福对同学们的谆谆嘱托：“野外很苦，但想想祖国的需要，想想自己对地质事业的热爱，方能苦中作乐，化苦为乐。”
解决“卡脖子”问题，需要“钉钉子”精神
在导师杨遵仪的指导下，殷鸿福将地质古生物学确定为自己的研究志趣。1961年研究生毕业后，殷鸿福选择留校任教，站上三尺讲台的同时，带领学生奔波在崇山峻岭间，寻找上古遗迹。
1980年，凭着扎实的学术积淀和一口流利的外语，殷鸿福成为中国第一批赴美进修的学者。
在美国的两年间，殷鸿福发表了6篇SCI论文，也深刻地感受到国内外教育和科研水平的差距。
殷鸿福注意到，当时美国的生物教材，已经重点关注于细胞、分子和DNA，而国内却依然停留在动物和植物的分类。在殷鸿福深耕多年的地质古生物学领域，国外也涌现出大量的新知识、新视野。他下定决心，要把这些新知识带回来。
殷鸿福即将回国之际，美国一家大型石油公司向他抛来橄榄枝，开出高于国内数千倍的待遇，极力挽留他。
那时，殷鸿福在国内的全部收入是每月65元的工资，而纽约一罐可口可乐的售价是6角5分美金。按当时的汇率，国内一个月的工资，大约只够买国外的10罐可乐，但他毅然回国。
回国后的20年，殷鸿福仿佛开启科研之路的爆发阶段，也为中国地质学领域迎来一个个足以载入史册的“高光时刻”。
“金钉子”是划分全球地层年代的世界统一标尺。因其数量稀少、界定标准严苛、对全球地学研究意义重大，一度成为各国地质学家竞争的焦点。国土范围内有没有“金钉子”，也被国际上视为衡量一个国家地学研究水平的标准之一。
面对这座全球性的学术高峰，各国科学家都在暗中角力，以争取在本国国土上标注更多的“金钉子”为荣。
直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陆续确定了数十颗“金钉子”，可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的中国，一颗也没有。
1986年，殷鸿福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与国际二叠纪－三叠纪界线工作组主席、加拿大地质学家Tozer当庭交锋，根据实地考察推翻了国际上近百年来沿袭的化石标准，提出将我国浙江长兴煤山剖面作为一颗“金钉子”。
2001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正式确认，将中国浙江长兴煤山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殷鸿福院士将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3颗“金钉子”之一留在了中国。
现在，全球正式确立的“金钉子”有78颗。其中，中国占据11颗，成为全世界“金钉子”最多的国家。
70年与祖国共进，不断征服世界地质学研究的高山险滩。在殷鸿福看来，今天国家发展进展中面临很多压力重重的“卡脖子”问题，但是自己的青年时代国家面临的“卡脖子”问题更多更重，连火柴盒都要冠名一个“洋”字。
面对“卡脖子”相关的时代之问，殷鸿福院士用“钉钉子”精神作出回答。“每一位院士之所以成为院士，就是在不断突破国家‘卡脖子’工程中成长起来的，而这些都离不开锚定一个国家需求的方向不断掘进的‘钉钉子’精神。”
回望自己从大学时代开始的火热岁月，殷鸿福深切寄语当代青年，“人才二字，首先成‘人’，其次成‘才’”。
他说，成“人”就是要成为一个有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成“才”则要有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面对人生选择时，要把个人兴趣和国家需要结合起来，坐热寒窗十年的“冷板凳”，方能淬炼成人生的“金钉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