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对赴美上市企业加强监管惹了谁？）
【环球时报记者 倪浩】“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这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7月10日发布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的一条。随着7月初国家相关部门对滴滴出行、运满满、货车帮、BOSS直聘等多家互联网企业实施网络安全审查，一些西方媒体显得很兴奋，有的猜测“中国是否要对赴美上市企业亮红灯”，有的放风“谁再买中概股谁就是白痴”。这些媒体或许在故意回避一个事实——从1992年开始，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已近30年，对于中企走出国门，实现境外上市融资，中国政府历来持赞成和鼓励的态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国家相关部门加强对滴滴出行等企业的监管不是要叫停中企赴美上市，而是为适应数字经济新阶段，进一步完善对上市企业监管政策的一种表现，而且此类监管欧美国家早就在做。
信息安全与“不信任鸿沟”
6月底，中国移动出行平台滴滴公司在纽交所上市交易。本月初，因滴滴出行App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滴滴接受国家监管层的网络安全审查。此后，多家企业传出暂停或延后在美国IPO（首次公开募股）的消息。7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强调抓紧修订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压实境外上市公司信息安全主体责任。
对滴滴出行被审查背后释放出什么信号，欧美媒体议论纷纷。英国《金融时报》以“中国对赴美上市亮起红灯？”为题，揣摩网络安全审查滴滴出行背后隐性的原因是“中国官方对科技集团纷纷赴美上市感到不满”。《华尔街日报》刊文称，中国官方曾希望滴滴推迟赴美上市，部分原因是担心美国政府可能利用在美上市公司必须提交的审计文件来获取这些公司所掌握的中国用户数据。文章认为，中国采取行动来限制此类上市，凸显出北京和华盛顿方面对技术、数据保护和安全的未来存在不同看法，而随着美中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不信任鸿沟不断扩大，无论是中国公司还是美国公司，都可能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纽约时报》表示，中国监管层的这些行动向中国企业发出的信息很明确：政府有权管它们，即使它们在全球运营，即使它们的股票在海外上市。还有媒体猜测中国加强监管背后正透露出不同寻常的政策意味，因此，对持有在美上市中概股的IPO银行家和投资者来说，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的新指导意见是否只涉及数据，抑或是代表中国监管方针将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导致本打算赴美上市的公司打退堂鼓。还有些反华的西方媒体借机散布“谁再买中概股谁就是白痴”，试图让国际投资者远离中概股。
针对一些欧美媒体发出的议论，天津大学法学院互联网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秦安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互联网企业如果掌握的数据上升到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高度，影响国家网络安全时，必须接受审查，以规避可能的风险，尤其是在中美关系高度复杂敏感的时刻。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万喆则表示，中国对互联网企业赴美上市可能产生的网络数据安全进行监管，这是严肃的、毋庸置疑的。
实际上，对中概股亮起红灯的恰恰是美国。2020年12月18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华尔街日报》称，该法案旨在迫使中企接受由美国监管机构负责审查的年度审计制度，否则就从美国退市。特朗普当年11月份还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美国投资者买卖有中国军方背景的企业，在美国国防部这份名单上的中国企业不断增加。经过几次反复，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最终于今年1月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进行摘牌。美方这一严重破坏正常市场规则和秩序的行为受到中方的驳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一些政治势力持续无端打压在美上市外国公司，反映出其规则制度的随意性、任意性、不确定性，而美方打压行为对中国相关公司的直接影响相当有限，最终损害的将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形象，以及美国资本市场的全球地位。
中企赴美上市经历30年风雨
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长期以来，华尔街一直是连接中国经济奇迹与美国的纽带。中国企业涉足美国华尔街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初。目前资料可见的是1992年10月9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华晨金杯汽车，发行500万股，中国从此敲开了西方金融市场的大门。而1992年正值中国资本市场初建，中国证监会也是于当年10月才正式成立。香港《信报》当时在报道首家中国内地公司上市美国的消息时说，金杯汽车是一家拥有5万多名员工的大型国有企业，谁敢一声不响就把国有资产“卖”给了美国呢？事实是，金杯汽车的“惊世骇俗”之举最终得到国内支持。通过在美国上市，金杯汽车筹集资金近8000万美元，解决了企业发展中的资金困局。
1997年7月14日，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概念股——中华网，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2000年前后，一大批互联网企业掀起赴美上市的高潮，新浪、网易、搜狐等相继花落美股，中概股群体迅速壮大。之后的10年间，中国涌现的明星互联网企业代表着中国新经济陆续奔赴华尔街，2005年8月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2006年新东方、如家等9家中国公司在美上市。2009年7天连锁酒店等20家公司在美上市……通过挂牌美国，这些中国企业带回大量国外资本，推动了国内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而对于全球投资者而言，以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无可比拟的人口红利，这些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也为他们带来巨大的投资收益。美国金瑞基金首席投资官布伦丹·艾赫恩近日在评论赴美上市中企创10年新高时表示，“中企普遍能为美国投资者提供丰厚回报”。
但随着中概股势力不断壮大，美国国内也有人一直拿着放大镜对准这一特殊群体。2010年中概股遭遇了中概股赴美上市后一场空前危机——美国的浑水、香橼等做空机构频繁发布报告，称多家中概股财务造假，引发美国证监会对100多家中概股公司进行调查。事件负面影响不断蔓延，国际投资者对中概股的信心开始动摇，不少中概股在这次危机中最终退市，如绿诺科技、多元环球水务等。
2013年中概股渐渐走出危机，2014年阿里巴巴、京东、微博等15家公司在美上市。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魅力重新吸引了华尔街，中概股之前的阴霾被一扫而空。之后，中概股赴美上市小高潮不断。尽管中美经贸关系在过去几年不断恶化，甚至美国在2020年年底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之后，中概股仍在络绎不绝奔赴华尔街。相关数据显示，2020全年，有34家中企赴美上市，共募集资金约124亿美元，与2019年相比上市企业和募集资金分别增加6.25%和254%。今年上半年，赴美上市的中企仍有36家，融资额高达136.7亿美元，远超去年同期的16家企业、26亿美元。而新的赴美上市企业，已经涵盖金融、媒体与信息服务、零售、卫生保健/医疗、房地产、新能源车企、运输服务等多个行业。彭博社称：“中国企业正以破纪录的速度在美上市，而对于世界两大经济体间的紧张关系和可能被踢出美国交易所的风险不屑一顾。”
在一批新型企业赴美上市的同时，也有不少中概股开始回归。随着中国资本市场逐渐完善和日臻成熟，制度不断创新，包括创业板、科创板的顺利开板，尤其是香港证券交易所2018年进行史上最大制度创新后，中概股从美国回归的客观条件渐次形成，踏上回归路的中概股也在不断增多。目前，中概股回归主要有三类：拆除红筹架构重新整理后A股上市，保留红筹架构境内二次上市，以及在美国的中概股赴港实现二次上市。阿里巴巴、京东、网易、新东方、百度等均已完成香港二次上市。数据显示，2020年香港市场前十大IPO中，中概股回归公司占据了6席。
欧美国家的监管更早更严格
“推动中国企业进行国际合作，让企业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进行资源配置，中国政府从来没有禁止过。”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对赴境外上市企业一直进行监管，现在面临的一些新情况是中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数字经济风起云涌，拥有大量数据的互联网企业纷纷出现，而且已经或者正在准备境外上市。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企业拥有大量的带有隐私性的数据，处置不当或对国家安全带来风险，这给中国对境外上市企业的监管带来前所未有的新考验，其重要性和迫切性也日益凸显。
针对有外媒解读“滴滴出行被审查是中国对赴美IPO企业亮起红灯”， 赵锡军表示，事实上，欧美发达国家对于企业在网络数据方面的监管更早、更规范也更严格，中国则刚刚起步，但已面临非常迫切的局面。加强监管是中国面对经济新阶段作出的与之相适应的调整和完善。他强调说：“从目前释放出来的政策中，我们无法解读到中国要对赴美上市企业亮红灯的意味。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实现境外上市融资，中国从政策层面上一直是支持和鼓励的。众多企业走向国际资本市场，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体现。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数字经济带来的数据安全问题增多，国家加强监管是让企业强化安全意识，防止不必要的数据风险。”
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企业发展急需资金，不同企业根据自身的要求，选择不同的国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这是企业自主的选择，而不是在国家统一行政要求下进行的。说到底，企业上市融资是市场行为，是企业的自身选择，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干涉企业正常的市场决策和行为。据赵锡军介绍，早期国内资本市场不发达、不完善、资金量不足，有些企业需要外汇，需要国际资金，所以它们更愿意选择在海外上市。这也是正常的市场行为。美国资本市场规模大、运行成熟、国际资金充裕，因此吸引了全球各地的上市公司。尤其是纳斯达克市场，吸引了一大批互联网企业。但中企境外上市并不局限于美国，香港、新加坡甚至是欧洲的资本市场对中企也充满吸引力。在美国政府对中企赴美上市敌意越来越明显、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日渐成熟和完善的背景下，中企今后去哪上市都是企业的自主选择。赵锡军表示：“如果一些企业认为赴美上市不再是一个最好选择时，它们就会有其他选择，但这并不是中国政策监管所形成的结果，相反这是市场本身发生变化的结果，也是美国资本市场排外情绪和排外做法不断加大加重后的一个结果。”
一般来说，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受益是双向的。但有些国家并不这样想，它们宣称要保护自己的市场，以国内市场为优先，甚至采取封闭孤立的逆全球化政策。赵锡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种孤立主义的做法，实际上不利于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是违反经济规律的。比较典型的是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任内提出的‘美国优先’，后者甚至让美国退出很多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但中国不会这样，中国一直是秉持全球化的战略来推动全球经济合作，这是很明确的。”
